缺溝通機制 諮詢淪空談

經濟依舊嚴峻，哪怕十月賭收跌幅收窄，人心徬徨未減。特區政府短短兩個月中，推出3項大型公眾諮詢：總體城市規劃、輕軌東線、夾心階層住屋方案，過程盡見官員的施政水平未有寸進，仍用古老套路，表現叫人失望，這樣的官員質素、諮詢走過場作風，前景怎叫人樂觀？如何旨意他們領小城渡過今波經濟危機？

三大諮詢的老問題是無足夠數據、無背景脈絡、無規劃前景等，諮詢質量成疑，且官員表現失色，諮詢再打折扣，根本無交流、互動、腦震盪可言，市民自說自話而已。例如，在首場夾屋公眾諮詢會中，約百名市民出席，在近個半小時的發言時間裡，市民提出諸多問題，台上官員未作任何回應，政策研究及區域發展局代局長吳海恩總結時說，很多問題未必能回答，他唯一能做到的，是將市民意見一字不漏地寫出來並向上級滙報。房屋局長山禮度在第二場夾屋諮詢會總結時亦說，政府無夾屋推出時間表、無興建多少單位的計劃，現首要做好夾心階層的定義，隨後會立法、規劃。

必須要指出，夾屋諮詢由政研局、房屋局、法務局局長親自主持，他們是局級領導，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，並非抄寫員，世上哪有月入十萬的抄寫員？他們的上級是司長或特首，簡單將波推給上級實為卸責。既然政府什麼打算、準備都沒有，「求其」找個定義就投石問路，無疑是拖延、薄、交功課。市民聽到如此這般的回應，豈會收貨、心服！

在總體城市規劃諮詢當中，文本與官員所説早已脱節，工務局局長陳寶霞在諮詢會中變了派牌「荷官」，只將台下不同人士提出的問題、意見，分派給台上的同事或其他部門代表回應，且台上各人的所謂回應，大多重覆諮詢方案公佈記招時的答案，即同一個回應在兩個月的諮詢期、多場諮詢會中多次重用，這還是諮詢互動嗎？客觀而言，官員在諮詢初期的答案沒新意情有可原，但中後期該針對社會意見，提出新的基本思考及回應，未必一定需有答案，但至少能讓社會掌握更多材料、政府想法去重新思考、去想像，然後再反饋，這才叫得上互動及尋找社會共識。「翻叮再翻叮」於事無益，徒浪費時間及資源。

一直都説，重大政策的公眾諮詢非常重要，做不好，政策不是缺乏民意基礎，就是民粹或者政治凌駕專業，肯定出問題，哪怕政策原意多好，上兩屆政府吃過多次教訓，今屆不該重蹈覆轍。最新例子是新城海A區，按現規劃總面積為138公頃的A區，將有3萬2千住宅單位，約9.6萬人口。日前，運輸工務羅司長帶隊到立法會公佈A區詳細規劃，就被評A區太逼而發了一輪牢騷。制訂3萬2時不在其位的他指出，A區加密是有故事的，該區原房屋規劃只是萬六或萬八，但社會要求增加公屋，政府便回應訴求。現在A區變了一杯苦茶，密度高、交通難，只能照單執藥，照飲可也。羅承諾政府會盡量解決問題，無法解決就會將問題縮細。

有長期跟進新聞的市民都應記得A區加密事件，羅司所言確有其事，也有其道理，但不能全面反映事件及問題。首先，萬八是經過兩輪公眾諮詢而定。沒錯，社會不少意見一直要求政府大量增加公屋供應，但上屆特首崔世安爭取連任選舉之前，一下子加到3萬2，是社會始料不及，也不知何解3萬2？亦沒錯，政府宣佈A區加密後，社會確有人支持，但也有人反對，認為密度過高，這又是一場爭議。然而，當年官員強調密度不是問題，加密是「政治決定」故3萬2實為長官意志，政治凌駕專業，故不能將3萬2苦果的責任全推給社會，並不公平，當年的政府責無旁貸。

從來都説，諮詢是政治的藝術，很難的題目，擇善而固執與從善如流，一線之差，效果隨時差天共地。諮詢沒成功方程式，只有基本原則，需要政府具備政治智慧、能力去隨機應變。前提是官民要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，官員不自絕於社會，願意接觸居民。現在的困局是，諮詢組織、公眾諮詢機制不靈，官員心態出問題。如何改善甚至改革，老生常談了！

文：甄慶悅 – 資深傳媒人

原載於《商訊》2020年11月號